大量毒地开发为住宅用地 长期居住损害人体健康

毒地凶猛

防腐厂土地上建住宅区

进入5月，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管庄乡，康泉新城二期工程工地上，挖掘机轰鸣作响，尘土飞扬。

现场一个被挖开的大坑足有20米深，负责土方挖掘储运的一位工程人士称，“还要再深挖7米，预计两个月后，土方挖掘工程完工。”从深坑中挖出的土，一度被直接堆放在工地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受到侵害的邻近施工人员与康泉新城二期施工方协商后，后者才将土方运走。

这块场地为铁道部所属枕木防腐厂原址，七八年前该厂迁走，之后这块土地闲置。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10年247号文件《关于调配朝阳区建国路八里桥南1号部分土地用于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建设的函》，2011年1月，该地块从市政用地调整为经济适用房居住用地，由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下称国家公务员住宅中心)承接，为各部委公务员建设保障性住房，总建筑面积26.19万平方米。

枕木防腐厂在此生产30余年，其间需大量使用防腐蚀、抗老化的化学品，多种有机污染物经年不息地慢慢渗入地表土、深层土、地下水，直至更深、更远处。

对此，多个工程队仅知道，在建的是一个高层住宅楼小区，下设四层地库。除了少数相关人士，鲜有人知晓这个埋藏在土地深处的秘密。

2011年5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了一份公开环评报告，只字未提该地块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历史用地和原址环境也未着一字。其后公示的版本亦是如此。

>然而，记者获得的另一份同样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作的《康泉新城二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调查报告》显示，取样分析结果显示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标严重，主要为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这种碳氢化合物种类繁多，大部分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和致突变性。其中，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包括苯并[a]芘、苯并[a]蒽、菲(PHE)等，超标倍数甚至超过千倍。其他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超标倍数也在三、四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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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城市毒地纷纷涌现

康泉新城二期污染的土方量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惊人，比其面积更大、修复更难的地块不胜枚举。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大批污染型企业外迁。尤其是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各地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企业搬迁风生水起，污染场地大面积暴露。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重庆，2004年至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都位于；江苏，连续三年时间内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况不明的场地。

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但从一份北京市环保局在2005年至2006年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在北京市环保局突击调查的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中，有7块场地土壤污染，部分场地污染深达15米，必须经过严格的修复，才能满足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

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污染场地还不到100块。”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介绍，然而，美国的污染场地大概在四五十万块，欧洲也有几十万块的数量。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指出，国内不少毒地未经任何处理修复，就直接用于开发，一旦出事，就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地价、房价的经济问题，更是危害健康、人身权利的严重社会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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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污染居民不知情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一些毒地虽已浮现，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仅供专家内部研讨和政府闭门决策。一位参与多起土壤修复项目的专家介绍，如广州某处楼盘曾是一家重点化肥厂原址，重金属与石油类污染物超标并存。广州亚运村曾选定该位置，在调查后才发现场地污染问题，最终亚运村改选落户番禺区。但该楼盘居民始终不知真情。

记者获悉，康泉新城二期工地的污土已着手处理。大部分采取异位修复方法，即将污染土壤移到他处做处理。但该地块的污染土壤究竟运到何处，又如何处理？施工方以及参与修复的专家都未提供答案。

另有知情人士还透露，在康泉新城二期的评标会上，有评标组专家宣称，只在竞标单位资质和价格上衡量，不对初定的修复方案的科学合理性负责。“在会上甚至有人玩笑般说，工程竣工后，可以让环保部、国土部和住建部先后搬进去住，如果没有问题了其他部委可以入住，毕竟这几个部委在知识水平方面要好于其他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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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困局

我国对毒地监管基本处于真空

央企所遗留下的污染场地，是应该由企业还是中央政府负责，抑或由地方政府负责，也未有定论。对场地污染的历史污染者和未来开发商来说，责任问题的厘清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场地污染修复的成败。

污染土地必须修复或者搁置，这是国际共识，但首先要知道的是哪里有污染。

底本不清

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费时五年耗资10亿元进行了首次土壤污染状况大规模调查。对此次调查数据，环保部讳莫如深，至今未对外公布。今年5月30日，在北京召开2012年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会后记者几次追问环保部自然生态司土壤处负责人，其对该问题依然避而不答。

环保部迟迟不公布调查情况，多位专家分析，其原因是目前修复技术不成熟，政府也难以一次性支付修复污染场地的巨额资金，且调查结果非某一部委能决策、掌控之事。而城市场地土壤污染状况一旦公布，可能引起恐慌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参与调查的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向记者介绍，化工企业和高污染风险企业星罗棋布，如逐个摸点，仅凭环保部门一力为之，十年也很难做出场地污染数量、面积的统计。

监管真空

目前，中国对毒地的监管和修复并没有明确的立法。2003年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里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不包含对用地的历史情况调查，因此不能有效过滤毒地。

目前，仅有北京、重庆两地环保部门设有污染场地管理科，并明确规定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重庆还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或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

其他城市并无强制性要求开发必须进行场地污染调查分析，基本处于监管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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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消毒

2011年5月11日，武汉市启动了该市化工企业土地修复工程赫山污染土地修复工程。武汉市政府在赔付开发商1.2亿元之后，要再耗资2.32亿元为毒地埋单。

据武汉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市还对其7处涉污地块进行调查评估，确定了4处土壤修复试点。初步统计，武汉市整个治理、修复工程耗资或达40亿元。

毒地修复往往需要5年-10年，甚至二三十年，“每块场地上千万元的修复资金，有赖于持续和专门的资金机制。”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说。

据一位中科院专家分析，国家环保部在“十二五”期间向土壤治理方面的投入将突破百亿元，仅江苏省在“十二五”期间投向土壤修复的资金就有24亿元。而且这24亿元只是国家给予的指导性技术支持费用，用于技术研发和示范区推广，“将污染土壤全部修复干净是不可能的”。

谁来埋单

摆在毒地修复中的困境是，责任难以界定，尤其难以追索历史污染者。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场地的责任理应在原有企业，然而，原有企业的国有性质使得这一责任主体变得非常不明确。在近年来的高污染企业的搬迁中，涉及到的大多是国有老企业，其土地多属于划拨性质，而这些企业的利润和也已上缴国家，再要求其对污染地块负责，几无可能。

另外，央企所遗留下的污染场地，是应该由企业还是中央政府负责，抑或由地方政府负责，也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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