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一些地方，由政府推动的“城镇化运动”轰轰烈烈，走在前列的是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建设。在各地农村，常见的做法是：政府以各种名义征用农民手中的承包地及自家宅基地，出让给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让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往日“听取蛙声一片”的乡村，转瞬间变成“眼前楼群一片”。
一些地方，由政府推动“城镇化运动”轰轰烈烈，走在前列的是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建设。在各地农村，常见做法是：政府以各种名义征用农民手中的承包地及自家宅基地，出让给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让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往日“听取蛙声一片”的乡村，转瞬间变成“眼前楼群一片”。
而在“让村民变市民”口号下，许多农民或被迫或被忽悠住进了楼房，却未享受到市民待遇，且丧失了做农民的一些好处。而偷着乐的，大都是赚得钵满盆满的房地产开发商。
对于房地产绑架城镇化的现实，许多人表示担忧和质疑，担心目前这种以圈地建房造城为特征的急风暴雨式的“城镇化运动”，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隐患及后患。实际上有些隐患已经显现。
首先是对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权益侵害。为了把农民手中的土地变为商业用地、建设用地，不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手，采用强征暴迁的手段，强迫农民出让土地、宅基地，上楼居住。
这其间引发的矛盾冲突，不仅使农民很受伤，也增加了社会成本。许多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不足以购买商品房，还要东拼西凑、东借西借。
不少上楼后的农民，失去了过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就业无着落，生存成问题，生活无保障，生活质量下降，这又成一大社会问题。
其次，大规模人为、盲目的造城运动，脱离实际需求，加之配套功能跟不上，以致“鬼城”或烂尾楼频现，一些开发商甚至卷款而逃，不仅造成资源上的极大浪费，也给支持房地产开发商的金融机构的资产安全带来很大威胁，呆账坏账在所难免。
第三，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卖地冲动。毋庸讳言，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对城镇化建设极为热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关心的并非城镇化中的人，而是城镇化中的地。如今，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已是公开的秘密，行政成本过高，“三公”消费难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奢华的政府办公楼、损公肥私贪腐行为的大量存在，加之现行干部任用、政绩考核制度、财税制度上的缺陷，使有的地方深陷土地财政而不可自拔。
城镇化建设包括房地产开发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需要地方政府大量的财力投入，卖地不仅是来钱最快的捷径，而且收入也归地方财政。如此境况很容易使城镇化的规划、决策被房地产绑架。
第四，影响了经济健康发展。房地产业“一枝独秀”，成为支柱产业，使得实体产业、经济受到遏制，也加大了房地产泡沫，使房价居高不下，远远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就是人的问题、地的问题、权的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好，城镇化对农民来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本来是要增加农民福祉的城镇化，却可能让其原有的一点幸福感也受到侵蚀。
而如果城镇化片面着眼于推动经济发展，却缺乏相关制度创新，就容易忽视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缺乏对农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这种城镇化不仅高估了城镇化的经济效应，而且会催生许多社会问题，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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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债务风险:地方政府融资新博弈
一边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另一边是地方债务风险的“紧箍”，地方政府融资面临新的博弈。
8月1日审计署全面开展的地方债务审计临近收官，不少机构已经开始预测地方债务的总体规模和风险几何。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市场更多担心的是会演变成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和房地产的扩张，其中地方政府如何处理好融资需求和债务风险控制，是关键环节。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当中，地方政府要特别防范的是，一方面需要钱，另外一方面又要防范债务风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表示，最主要的解决方法有两点，一是需要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二是要考虑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谁借钱，谁负责。
融资新博弈
自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后，各地的城市已经陆续推开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以建设智慧城(小区网 论坛)市为例，根据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毅中的调查数据，到2012年年底，我国有220多座城市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总投资规模大概是1.1万亿元。
然而，在地方债务风险被监管层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已经面临难题，融资出现瓶颈。
近日举办的“201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市长论坛”上，滁州市市长张祥安表达了“筹钱”这件事情上的矛盾。
一是建设用地计划的约束，体现在土地指标越来越紧张，国家给予的用地计划极少；二是融资和信贷政策的障碍。例如县级以下的地方融资平台不能发债，省级以下开发区不能发债，短期融资票据、中期票据这些产品只有省会以上的城市才能发行，同时银行贷款几乎也对地方政府平台锁死。
张祥安表示：“缺钱缺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国家在严控政府债务，二是出台了很多约束性的措施。这种单一的政策安排、体制安排，又有可能造成突然的断裂，从而加剧了潜在的危机爆发。”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主要在于摸清债务规模有多大，都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此轮审计署对地方债务审计，被认为是对地方债务规模的大摸底。
黄益平在上述论坛上估算整个中国政府的债务占比时表示，中央政府的负债、国债，大概只占到GDP的15.5%，但加上隐性债务，如地方政府债务、养老金缺口和银行坏账等，这一比例有可能在100%左右。
地方政府的风险还存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隐性债务。除了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其他融资产品等可以及时统计的工具之外，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保险等向地方政府发行的非标债权部分，则很难及时统计到债务规模当中，加之不透明的信息，加大了监管难度。
根据海通证券实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预估，截至2013年6月末，其总规模在14万亿元~18万亿元之间，利用债权方披露的数据倒推地方债务余额则约17.8万亿元。
其中，银行融资平台贷款9.7万亿元，城投债和中央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约3万亿元。此外，银行理财和自营以非标的形式形成的对地方政府的债权约3.7万亿元，保险持有的非标债权1624亿元，政信合作除去重复计算约1.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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