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八年前的承诺实现了。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点也由1个变成了8个。在丝绸之路中国段的22个点中，陕西以7个位列各省第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笑称，陕西是最大的受益者。
丝路申遗成功，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点增加到8个。历时8年的申遗背后有哪些没有公开的秘密，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以后需要怎么做？记者专访了陕西省丝绸之路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省文物局局长赵荣。
八年前的6月，记者专访赵荣，当时谈的主题是《世界遗产需要汉唐雄风》。当时，刚刚就任局长的赵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愿望，就是尽努力推动陕西代表中华民族的东西进入世界遗产。那时，他的大策略，就是争取“丝绸之路”捆绑申遗。
八年后，也是在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资料照片
大明宫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得到国际认可
八年前的承诺实现了。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点也由1个变成了8个。在丝绸之路中国段的22个点中，陕西以7个位列各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笑称，陕西是的受益者。
在中国人心里，“八”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但是实现这一“吉祥”并不容易。丝路八年申遗，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甘苦，唯经历者才能体会。
在一些人还在纠结申遗成功会不会涨价、国际社会会不会给拨款之类的问题时，赵荣更看重我们这一代人对祖先文化遗产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申遗似乎是在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究其根本，其实是民族的一种自省。
所以，申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申遗成功，也只是阶段，不是终结。当不明白为什么申遗的时候，即便申遗成功又有何用？而解读这个“为什么”，赵荣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八年中，陕西省丝绸之路申遗工作领导小组里，只有赵荣这个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没有换过。作为陕西申遗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和推动者，申遗的前前后后他最熟悉，也最了解。
如果管理不到位，会被亮红牌甚至摘牌
记者：得知申遗成功的那一刻，您在哪里？
赵荣：我一直在办公室。前方（指出席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陕西观察团）时间就给了我短信报告。
记者：当时反应是什么？
赵荣：来之不易。这八年确实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承受了太多压力。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丝路申遗终于成功了，当然感到很荣耀，这也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因为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些遗产真正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二是我们在申遗过程中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记者：您所谓的诸多努力，主要指哪方面？
赵荣：很多人看到的只是遗产本身，其实申遗的过程，还蕴含着中国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探索，特别是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赵荣：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现在世界上更多采用的是一种西方的理念，比如我们熟知的“修旧如旧”等。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又是什么？欧洲出过《威尼斯宪章》，日本也出过《奈良文件》，那么中国人的保护理念是什么？标准和体系又是什么？
遗产再重要，也是祖先留下来的，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但如何使它们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这其中的理念和方法，则凝聚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实践，就采用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坦率地讲，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标志着我们已经把中国的经验变成了东方的经验，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记者：可以说，这种探索背后，也彰显着这一代人对祖先文化遗产的态度。
赵荣：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荣耀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担当。比如今后我们就要按照国际规则去管理，将接受国际的监督，这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记者：申报成功后，国际社会有经费投入吗？
赵荣：不但没有，而且他们还要按规定来检查，如果你管理不到位，还会亮红牌，甚至会摘牌，国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惯例。所以说，申遗成功，只是一项工作的节点；我们还要为中国总结出更多的经验，这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记者：其实，申遗成功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赵荣：是的，它里面的世界会更精彩。
大明宫遗址保护方式曾遭强烈质疑
记者：十五年前，我次去大明宫遗址，那里非常荒凉，我是骑着自行车在野地里寻找那些遗址的。
赵荣：我次去是1978年，那时还在读大学。看着祖先的珍贵遗产被荒草、垃圾包围的时候，那种痛心是很难用文字形容的。
记者：等您当了文物局局长后，我想那种心情会更复杂。
赵荣：是的，或许是一种召唤吧，它也成为我到省文物局工作后去的个点。2005年7月1日，组织刚宣布我到省文物局当副局长，主持工作。7月3日，我就陪时任省长陈德铭去大明宫调研。那是个星期天，周一省政府常务会要讨论大明宫的保护规划。当时我们的车都很难开进去。
三平方公里大的一块遗址，坐落在西安市中心，而且上面还有十万人在生活，他们对遗址的占压和破坏是可以想象的，但如何保护这个问题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作为文物局局长，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记者：您当时的经费是多少？
赵荣：那年全省也就660万财政预算，你说能干什么？全部给大明宫也是杯水车薪。这也促使我必须跳出文物看文物，认真思考该怎样去解决。
记者：你们是怎么破题的？
赵荣：我们提出了“四个结合”的理念，也就是文化遗产保护要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和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和城乡建设相结合、和环境改善相结合。
记者：这“四个结合”带来了哪些改变？
赵荣：首先在观念上，我们将文化遗产保护从行业部门扩大到社会各个方面，形成了全社会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共识；其次，我们用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了保护的资金问题，不但迁走了10万人，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也使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2005年，省政府那次常务会通过的大明宫保护规划，还是重点保护，主要保护大明宫的格局和几个主要宫殿遗址，现在保护面积已达到3.5平方公里，对遗址实现了整体保护；第三，我们在展示利用的方式上，也和西方有很大不同。比如丹凤门遗址，我们就利用了新型材料进行展示保护，采用了唐式风格进行覆盖保护，把遗址的本体保护与视觉审美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记者：有种保护理念很流行，那就是不在原址上重建，你们这样做质疑声大吗？
赵荣：很大。比如刚开始做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负责对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地进行评估并提出是否列入的初步意见）主席古斯塔就给国家文物局写信质疑，认为这个建筑体量太大，还有一些国内专家也提出了不少意见。
记者：你们真是在走钢丝？
赵荣：（笑）还好。我们是在认真研究遗址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审慎作出的决策。事实证明，既没有破坏遗址，也没有违背历史风貌，而且我们还让老百姓读懂了遗址，只不过我们用的是中国人的方法，用的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包括我们在遗址上做的一些复原的小模型等等，就是帮助大家把遗址看得更明白。
记者：后来见过古斯塔主席吗？
赵荣：2012年，我们一起吃过饭。我说您当时写的信我们非常重视，我们也是认真地按照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特点在做。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力图寻找到一种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方法。如果您感到满意，也说明我们成功了。他说我很满意。我们斟满红酒，一干而尽。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变了。2013年6月，第3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柬埔寨副首相索安也来大明宫遗址参观，他说感觉很好，很了不起，（笑）他还邀请我们去修复吴哥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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