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我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具，一些地方官的虚荣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有必要造这么多“高楼”吗？
目前，数量为美国88%的中国摩天大楼，支撑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
尽管超高层建筑面临的挑战众多，但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村镇，也竖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
“受人口、土地、价格等因素制约，在中国东部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特别是在的金融区，建设超高层建筑是一种必然。”马泷认为，在北京这样的人口高密度地区，150米应该成为建筑的普及高度。节省出的土地，可以更多地用于绿化、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完善宜居环境。
连续而紧凑的空间，是超高层建筑的优势。马泷介绍，与普通建筑相比，超高层建筑主要是结构和电梯增加了造价。200米至300米超高层建筑的单位成本，比100米以下的普通建筑要高40%至70%，300米至500米的单位成本，比100米以下的普通建筑要高70%到1.1倍。“在土地价格上涨的今天，建设300米以下的超高层建筑反而能通过提高容积率来更好地消化土地成本。”
追溯历史，缓解城区用地紧张，促进商业繁荣发展，是摩天大楼的建设初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旧金山兴建了13座摩天大楼，支撑其发展的主要是硅谷高科技企业及相关投资公司。以帝国大厦、世贸中心为代表的纽约超高层建筑群，不仅汇集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以及能源制造业巨头，创造了富可敌国的金融中心，更为的曼哈顿“省”出了占地5000多亩的中央公园。
“超高层建筑一般以写字楼、酒店、购物中心的综合体居多，服务对象通常是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厂房只需要三四层高，只有像银行、保险、咨询、互联网等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城市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的地方，才需要集约型的高层建筑。”杨保军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有必要适度发展超高层建筑。
然而，我们需要数量为美国2.3倍的摩天大楼吗？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16万亿元，却已建成摩天大楼470座。这相当于中国以美国88%的摩天大楼数量，支撑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美国平均每座摩天大楼对应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近1500亿元，而中国的这一数据还不足500亿元。
展望未来，如果我国以目前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到2022年仍无法达到美国2012年的规模。可按规划，届时我国已建成1318座摩天大楼。这意味着，每栋大楼支撑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目前美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是投资强度极低的粗放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辉说。
城市天际线应由谁决定？
现代化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超高层建筑不宜过密
时下，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不足百万，土地十分充裕，第三产业增加值仅百亿元有余，却在兴建五六百米高的区域“高楼”。一些高楼，开工之初还是“高度”，建设中就被人赶超，完工时很可能已经被挤出了前十的位置。为了守住“”的名声，一些城市不仅把建筑设定在不切实际的高度，还往往预留空间，临时加装饰物，只求比前一个封顶的建筑多盖个三五十米。
摩天大楼是资金密集型商品，只有在资金极度廉价的时候，才能诱发企业或地方政府的建造冲动。也正因如此，建筑界有个“劳伦斯魔咒”，即摩天大楼开工之日，就是经济过热萌芽之时；摩天大楼的落成之时，则往往是经济危机到来的信号。像纽约帝国大厦、吉隆坡双子塔等知名建筑，都应验了该魔咒。
而目前，我国不少“高楼”的背后，却是地方国有资本在支撑：天津117大厦有天津国企海泰控股的身影，南京紫峰大厦的股东之一是南京国资集团，大连、武汉的绿地中心则是上海国有控股企业绿地集团的项目。
“一些地方的开发商明知无法收回成本，却热衷于盖‘高楼’，背后往往是政府承诺将建设‘高楼’与其他土地的一级开发权捆绑受让，有些甚至可以零成本获得开发区的大片土地。”翟宝辉坦言，一些地方争相修建“高楼”这种脱离市场基本面的问题，一定不是市场因素导致，而是权力的指挥棒出错了。“这些‘高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市长的虚荣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超高层建筑投资高、体量大、技术精，是城市与企业实力的象征，也是面子工程的“重灾区”。“一届政府，如果想快点见到成绩，盖大楼是最容易的。”杨保军透露，曾有开发商想在内蒙古某市建楼，结果当地政府要求它必须盖到百米以上，“不盖百米不批地，盖到百米可帮着找银行贷款。”
然而，“身条高”并不意味着高。超高层建筑不断崛起，高端租客却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消化掉每天上百万元的运营费用。昔日的深圳高楼地王大厦，目前的租金水平已沦落到市场中低档。
脱离市场的“拔高”，还会让超高层建筑沦为笑话。1931年落成的纽约帝国大厦，由于恰逢经济萧条期，直到上世纪40年代之前，大量办公室一直处于空置状态，以至于当时人们取其谐音，戏称它为EmptyState Building（空国大厦）。
“超高层建筑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会加大城市的负荷，造成光污染，形成热岛效应，带来区域拥堵等城市病。”杨保军认为，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甚至会破坏城市景观。“城市天际线就像一幅乐谱，音符错落有致。超高层建筑就是其中的高音，规划得有章法，就是花腔高音，否则就是破音。”
杨保军认为，中国城市规划密度以每平方公里1万人左右为宜，超高层建筑不宜过密。眼光应多关注地下，而不是天空。“现代化的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而且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往往是由隐性部分决定的，比如地下管网、服务水平等。像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在80年前就花巨资把地下五层开发完毕，然后才做‘表面文章’。”
“这或许是中国经济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特点。”马泷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对精致的玻璃模型。这两栋貌似纽约世贸双塔的300米高楼，不久将落户乌鲁木齐。“我们仍处于追赶中，有一种文化不自信、经济不自信。急于自我表达，太需要别人的承认，于是高楼就像奢侈品一样，不是人人能拥有，一旦拥有，就显得不一样了，哪怕有时它不那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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