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昌平区的东半壁店村一座座四五层高的楼房紧密地靠在一起，街道也随着楼房的走势而左突右进。楼房的每层都有十几个门。一扇铁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警示标语：“非本院人员禁止往此处倒垃圾，违者罚款100元”，落款为“本院房东立”。在这家公寓居住的80后女生萧伟娜说：“在单位怕领导，回到家怕房东。”
昌平区的东半壁店村一座座四五层高的楼房紧密地靠在一起，街道也随着楼房的走势而左突右进。楼房的每层都有十几个门。一扇铁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警示标语：“非本院的人员禁止往此处倒垃圾，违者罚款100元”，落款为“本院房东立”。在这家公寓居住的80后女生萧伟娜说：“在单位怕领导，回到家怕房东。”
2010年3月，曾经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唐家岭完成腾退改造。东半壁店村与相邻的西半壁店村、史各庄重新聚集了原先租住在唐家岭的年轻白领们。他们依旧生活在城市的角落，的区别是一个角落转移到另一个角落。
村民们也是从五年前开始推倒平房，在宅基地上盖起公寓性质的小楼，当起了房东。这些三层到六层的自建楼非常密集，每栋楼中都有几十间出租屋，色调以灰色为主，颇具一定的规模，东半壁店村由此被戏称为“公寓村”。与东半壁店村类似的“公寓村”多出现在城乡结合部的周围，比如北五环外的肖家河村、哨子营村，天通苑附近的东三旗村，东五环外的管庄乡等。
不同的“公寓村”，却上演着近似的一幕。人口剧增，除了给房东带来了年入几十万元的，也使得村子的公共环境变差，遍地的污水与散发着臭味的垃圾，侵占街道的游商。公寓楼中的安全隐患在一张张安全告示中并未消失，盘结在一起的电线、未曾出现过的灭火器都在将隐患一一的暴露。
麻将声是村里最响的声音
从昌平永旺国际商城往北走五百米，可以看到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被分成南高北低的两层，两层间由铁栏杆隔开，只在东西两端有两个豁口可以上下。路南四座20余层高的现代建筑站在高地上，俯瞰着路北又矮又挤的东半壁店村。
下午的村子很安静，小市场两边的店主和售货员懒洋洋地倚在店门前的椅子上小憩，棋牌室里的麻将声和市场时装店铺里循环播放的流行音乐，是村里最响的声音。
老张在东半壁店村住了四十多年。而村子的突变，是从五六年前开始的。“以前我们这都是平房。那时候也有租房子的，但是很少，不少年轻人还是出去找活儿干。后来忽然开始盖楼房了，开始当房东了。外地人越来越多，市场上的乱七八糟的店也越开越多。”
人口密度的增加和成分的改变，给老张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改变。“不了的就是那些服装店的噪音，一到晚上更响，特别吵。我这几年都不愿意出来走动了。也就趁着下午人少的工夫，出来溜达一会儿。”村里一家名为“北漂造型”的理发店似乎在告诉老张，这里已是“北漂族”的家了。
“本地人都不用上班，靠房租吃饭，每天下午就是打扑克、打麻将。”一名村民说，密密麻麻分布在东市场路两边的时装店、理发店、蔬果摊和超市，也都不是为本地村民而开，而是瞄准村里以年轻人为主的租户。
村里建筑都是居民的自建楼，多为三层和五层，还有一些还没拆掉的平房。窗子都坏掉了，屋里漆黑一片。房子间的小路狭窄弯曲，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处简陋的露天公共厕所，每隔十几米就能遇到堆在路边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满地的污水，门脸很小的便利店和小吃店分布十分的密集，“房屋出租”的广告更是随处可见。村里的小楼挨着小楼，没有花草，不生乔木。
15平方米标配一房难求
记者跟着一名李姓房东走进她自家盖的四层公寓楼，狭长阴暗的走廊里，每层有18户人家，目前全部住满。最顶楼的一间房，租户很快就要搬走，68岁的房东敲了敲门，发现租户不在，就用钥匙打开房门给记者参观。
10平方米的小屋子，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窗子对面很近处是对面楼的红色外墙。房东开玩笑说：“这屋子多好，有光，透气，还不晒。说不好听的，我这屋子还防自杀呢。那么窄的缝儿，要跳楼，你想都别想。”楼里的房间都一样的格局，每间每月400元，包水电费和网费，押金300元，按月付。
这是在村里走访了多家出租“公寓”后，记者发现的处有空房的公寓，但也是条件最差的一家。楼里没有公共卫生间，也没有浴室，上厕所只能去楼下的公厕。房东说，她准备近期在楼里装上卫生间，但四楼不行，因为是村里自己打井，水压怕是不够。“有很多年轻人来村里租不到房，都先住在我这里等着，找到好地儿再转过去。”
按每层楼都能住满算，李姓房东这一栋楼每个月收入28800元，除去水电费等成本，至少能净赚2万以上。而东半壁店村的公寓，大多是15平方米带卫浴的房间，租金为650元；还有20平方米带厨卫的，租金为750元。每栋公寓都有专门的值班室负责管理和接待租户，一般都是五层楼，每层15个房间左右，或围成院子的三层楼，每层25个房间。所有的房东都称自己的楼已经住满，一定要等到月底才可能有空房的。
东半壁店村南侧村口一栋刚刚搭起骨架的三层小楼前，建筑工人正用铲子把沙子抛进搅拌机搅拌成泥。这栋楼紧连着旁边已盖好多年的小楼。工人告诉记者，这栋楼盖好还需要一个月，因为主人比较懂行和节省，估计主体建筑费用可以控制在50万元以下。建好房出租后，不到一年就能收回成本。“这人，有钱又有地，”工人感慨道，“我要有地自己也盖一个，出租肯定不用愁。”
唐家岭“老游击”不舍离去
刚刚丢掉在上地一家销售公司的工作，小雨站在一个餐饮公司招聘广告前犹豫不定。她说：“这个时候更不敢惹房东了，他可不愁租不出去。我还没找到下家，剩下的钱只够在这儿租房的。”
除了房租便宜，东半壁店村还有其他的优势。记者在一家小店里遇到了陈建刚，他是从唐家岭转战过来的“老游击”，经历过2010年的腾退。他说当年和同住唐家岭的朋友听到传闻后，早早地就开始找房，辗转了将近一年后，发现了这个“”。那时到这里租房的还不多，房租比现在便宜，一个单间一个月就300多元。开通昌平线后，在上地工作的他，每天只需要坐两站地铁，“交通方便了，很划算的。”
“现在不是付不起市里的房租，其实就是不想搬。”陈建刚说，自己在村里住习惯了。他的邻居大多数都在中关村或上地上班，主要从事电脑配件销售等工作。他住在村里条件的白领公寓里，每月房租800元，“条件一点也不比市里的老房子差。物价低，水果、蔬菜都比市里便宜，每个月省下不少钱。”
对于小雨来说，村里到处张贴的求职信息也成为她目前希望留在村里的一个重要因素，东半壁店村的“名声”吸引了招聘者的眼光。贴在墙上的招聘广告，都要求至少大专以上的学历，正是针对她这样有一定学历的北漂。
临近傍晚，村里的饭店从店里往外抬桌子和食品架子，水果摊也往街中心挪动了一米，服装店里的营业员都站在门外，村外还有不少面包车开过来，搬出东西摆摊，卖二手书、衣物、饰品、生活用品、电子产品，应有尽有的。
公寓村形成的背后
一栋出租房，护栏将铝合金窗紧紧包裹住。记者在三层高的楼房中，并没有发现灭火器等消防器材。一栋楼房前，立着三根电线杆，与楼之间只有半米的距离，顶端的电线一直伸到了二楼。二楼东侧有几间出租屋，十多股电线就从楼前穿过，电线与楼房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
记者在走访过的十多家的公寓楼内，均没有发现相应的消防设施和设备。
与五六年前的唐家岭多用于出租的平房相比，东半壁店村这样的公寓村已经颇具规模。拔地而起的公寓楼紧紧靠在一起，大量年轻人的涌入，也随之带动了村中的小饭店、杂货店和游商的兴起。新的城中村，更像是一个年轻北漂们聚集的小社区。
对于城乡结合部中频频出现的公寓楼，东半壁店村村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村子处在城乡的结合部，城管、街道、镇政府对这里的管理都有所交叉。村民在自家原有的菜地上建房，或者是以原有宅基地为基础建房在村子中非常的普遍，但是所建房屋几乎都没有相关的手续，在认定中应属于违建。多方管理的一大难点在于，一般情况下，村民只要不将建楼面积向宅基地外扩张，村委会或是城管都不便于进行拆除，以免激化矛盾。
对于几乎家家都在建的公寓楼，村民也并不担心被拆除。一名村民表示，城管会在村里转转，转的时候就停工，等城管离开再继续建楼，一来二去的楼就建起来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交通便利、房租便宜这样的聚集区即公寓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年轻北漂们理想的生活场所。但是，违规建设的房屋、脏乱差的卫生环境、突出的安全隐患恐怕也不容忽视。与过去的城中村相比，新的城中村已经向公寓村转型。不变的是住房的条件依然是比较差的，安全的隐患依然突出，但是租住群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多，学历的层次也在有所提高，不再单纯是过去初高中毕业来北京打工的群体，而是有一些大专或者更高学历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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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6月29日消息：据《青年报》报道，大约3年前，我结识了一位老律师。老律师退休居家，深为群租客所恼。一层楼里挤入几十号人，东拉西扯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盘旋在走道里。左邻从不锁门，职业不明的租客夜半而归；右舍住一群酒鬼，深夜高歌惊魂。
老律师摸索着学会了上网，痛斥房东和群租客的不良素质。可惜网络论坛都是年轻租客的天下，老律师寡不敌众，常被群租客海喷。她感叹“世道不古”，只得求助于媒体。老人家总也想不通：“一辈子没做亏心事，为什么退休不能享清福，被群租客折腾得一团糟？”
“我有正当理由，为什么政府不来帮助我们？不作为！”
我替老律师维权，拟写了一篇“群租客扰民”稿件。结尾大约是这样说的：呼吁政府整顿群租客。后来稿件没能刊发。毕竟为租客所苦的烦恼多如牛毛，怎么也不能构成一篇新闻。
之后，我又认识了一些人，渐渐地淡忘了老律师的愁容。说起混迹江湖的艰难，一人盖过一人。先是“群租”禁令下台，却见张江的二房东大模大样地招揽生意，成千上万的群租客坚定不移地投靠他们，以栖身安家。
群租房并非天生而成。一间大房隔离成若干小间，一人被安置在一格方块中。因为租金便宜，房东不出具正式合同，房客身处弱势，房东一句话，房客随时沦为丧家之犬。随后，我再应编辑部要求拟成一篇稿件，结尾写道：呼吁出台公租房。
公租房陆续出台了，毕竟资源、条件有限，仅能解决少部分人的老问题，又同时催生了新问题。作为媒体人，我们跟着这些问题，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这几年，一拨又一拨焦虑的面孔出现在了媒体上：想为小孩选的家长，购买了经适房，迁家于远郊，遭遇“看病难”、“进城难”的老人，每天折腾几个在路上的上班族。打着“有住房”的牌子在相亲角选女婿的老人，在网上吐槽“上海丈母娘抠门”的网虫们。
即使下了班，关掉网络和电视，有关住房的焦虑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生活里：大街上逢人就论房，有人每天吃方便面省钱还房贷，逢着经济危机怕还不起债务。更多人每天拼命上班存钱，为住房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看着都觉得累呀。
当然，还有一群看似潇洒的年轻人，反其道而行之：躲在自己的小群体中，过一种蜗牛壳里的人生，屏蔽社会的焦虑症—可以说是追求“另一种人生”，也可以说是“逃避现实。”他们开书店，开咖啡馆，去远方旅行。但是，如果现实的触角扎进他们的安乐乡时，理想顿时溃散，随而陷入手足无措的焦虑当中。
住房的焦虑症成为一个情绪系统。它从一个单一的话题，衍伸到交通、教育、医疗甚至人的心态。也许你所遭遇的问题，是你眼前的这个人—地产商、房东、邻居或者丈母娘带来的，但是，制造出这个难题、催生出无止境抱怨的“怪物”，其实运转在许多人背后的“循环系统”。
我们身为公民，都有义务反思：社会环境又非凭空而来，是你、我、他这一个个实在的生命体。我们的焦虑症，产生于受制于环境、政策与大众传媒，疲于奔命，却不知为何的肉体，产生于生成欲望，而惰于思考的大脑。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改变机会、创造现状，却每日抱怨重重。我们兢兢业业地低头劳作，失去对生活趣味的感受。不少人陷入抱怨中。每天，社会的各个细胞都在忙碌，政府整治群租，大动干戈，不留情面。年轻人在夹缝中生存，怨念十足。社会的各个细胞都在努力，却制造了一组又一组的对立。
我们说到解决问题，我们在“理性”地作出选择，而更多时候，我们忙着宣泄一种情绪。整个情绪相互感染，渐而形成了一个怪圈—不知道究竟在责怪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所向。我们在为生活作出决策，只是在饮鸩止渴，我们试图解决问题，问题却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
这几年，作为媒体人的我，传递着浅思考所带来的浮躁心态，感受到从城市各角落翻卷过来的、排山倒海焦虑情绪。也用“压力大”等理由，为自己的浮躁心态、欲望做出看似合理、理性的解释。
从哪天开始，焦虑症如何像杂草一样，蔓布我们的生活？它从哪里发端，从而探到神经的末梢，搅扰着都市人内心的平静？或者，我们也在为“焦虑系统”的循环，横生枝节，添油加醋？
改变现状本来艰难，我们得先从单一的逻辑线条上挣脱出来，试图了解让我们焦虑不堪“背后的大手”，从而去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健康的社会生态，需要一个理性思考的政府，合理分布的社会系统，还有我们大家—具有反思能力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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