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危机发生之后，方晓“黄金十年”是“高烧十年”。悔之晚矣，财富泡沫已破灭；犹未晚也，信用体系尚待重建。楼塌之后，脆弱地基更为了然，重建之机更为了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即为重建根本。
从凭良心到浑水摸鱼
其实，不同的“金字塔”有着不同的内部结构，也隐藏着不同的风险。
一种典型的民间借贷结构是“塔尖股权融资，基层债权融资”。举例而言，两个人合伙预付1亿元买下一座价格10亿元矿山进行开采生产，矿权证明材料拿到手之后，二人分别去融资5000万元。矿权股东名单上实际只有二人名字。后续的融资就以梯度的月息进行借贷，比如二人分别以月息5分从10名出借人处借款，这10名出借人又从其他100名出借人处以月息3分借款。如此多层类推，其中有的部分层次还会有小贷公司和典当行参与。
另一种“金字塔结构”是“股权融资结构”，榆林当地人称为“爬股股”。即每个层级都是以股权投资形式进行资金往来，每个股东身后都有很多小股东。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需要定期向资金来源方付息，所以一般不会选择股权方式投资。
资金借贷双方在办理手续——也就是写借条时会表明收到的款项是不是股金，但是实际的回报还是“刚性兑付”的性质。这一点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特点。
西安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将利息写入借款中。比如借款100万元，利息40万元，那么双方会在借据中写明“今收到×××现金140万元”。“双方开始谈可能是入股投资，如果投资成功了，出资方就会要求分红，不提当时双方写下的上述单据。如果投资失利，出资方就会把单据拿出来要求按数还钱。”前述西安参与过小贷业务人士对《财经日报》称，在借款人非常急迫要融资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非常普遍。
只有一张借条，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在榆林，多数借款无需抵押，小贷公司或企业间借款多选择“保证方式”进行风控，即找一名比较有声望的人士做担保人。
《财经日报》从榆林当地了解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选择“爬股股”的更多一些，出借人希望分享“暴富”成果。但是，只凭一张借条，依照何种标准分红？本报记者在榆林、西安、鄂尔多斯等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一致的答案：凭良心。
“我一个亲戚入股一个矿2万元，后来分红500万。其实分100万也是分，我们说这是良心钱。”榆林一名受访者对《财经日报》说，煤矿效益怎么样，大家会有个大概的了解，如果分得太少也会给自己“爬”的股东提意见。“但是由于搞煤矿需要通过宴请、送礼来上下打点关系，有一部分大家心照不宣的花费，所以分红具体是多少自己没有确切的数字。”
正是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分红关系，“便宜”了后来许多浑水摸鱼者。当煤炭价格下滑、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许多事实上赚钱的融资方就以没有赚钱为由，拒绝分红或少分红。
银行的两张面孔
在民间债务危机余波未平的当下，榆林当地银行机构又是何种态度呢？
《财经日报》调查发现，企业、小贷公司与银行之间互相心存埋怨。企业怪银行，谈好可以贷款最后又不批，企业背负的昂贵过桥资金还不上，项目资金有缺口开不了工，最终资金链断裂；银行怪小贷公司，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极大地推高了资金成本，形成经济泡沫；小贷公司怪企业，说好的高回报呢？
另外，虽然近期国家出台多项措施，要求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是对榆林地区而言，银行目前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态度是只收不贷，对个人住房贷款也非常谨慎。特别是在房价下跌、退房纠纷不断的楼盘，银行放款十分小心。
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十年里，银行的态度并非如此，特别是对于煤矿企业的贷款更是主动跟进。“当时资金都在向这里聚集，几大银行派出很多人到企业，银行老总也出面，都知道煤矿是暴利。”榆林一名国资背景的煤炭企业中层管理人士对《财经日报》称，当时项目一拿到“路条”，银行贷款就全部到位。
在此期间，银行的大量资金也通过不同的形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当中。
一是通过个人信贷、企业信贷的正常通道流出。郭湘告诉《财经日报》，由于个人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神木人在买房、买车时，就算有能力付全款，也会选择办理银行贷款，自有资金则拿出去放高利贷。有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甚至会将住房抵押给银行，然后把钱放进小贷公司。从银行角度而言，其对个人贷款、民营企业贷款的用途很难控制，短贷长用、此贷彼用较为普遍。
二是通过虚假资料、虚假交易骗贷，有的银行内部人员还主动帮助借款方造假。一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财经日报》，按照人民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资金往来都是留痕的，且都是直接打款给交易对手方，但是很可能借款人的交易对手方是虚构的。
榆林当地人士乔森（化名）给《财经日报》讲述了一个案例。2012年，他的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在当地银行贷款300万元，但是银行要求抵押等手续，办理过程遇到困难。当时，这家支行的行长出了一个主意：到钢材市场买几吨钢材，开一个价值多少的票据，用此做抵押到银行贷款。
“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假手续。”乔森称，他的这名朋友2013年冬天“跑路”之后被警方抓回榆林，在看守所关押40多天之后，因为无人起诉，无法定罪，最后被释放了。他欠银行的钱，就由支行行长在还。
银行资金流出的第三个方式，就是银行行长“干私活”。如前文所述，保证人担保的方式，是榆林民间借贷最常用的风险控制方式。而当地银行的支行领导、行长，不但是很多企业的熟人，也被认为是有信誉、有声望的群体。
“2012年是一个分界线，之前都没有问题，之后很多银行领导被撂倒了。”一名榆林地区银行的支行领导告诉《财经日报》，在“全民借贷”的时候，银行的员工和管理者也不免卷入其中，特别是银行行长。因为很多企业都是银行的客户，也都是行长的“朋友”，行长也乐得做中间人。
特别是企业在借“过桥资金”的时候，往往会邀请银行行长出面担保。企业在银行申请贷款，从批准到贷款下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按照当地的惯常做法，这一段时间的资金缺口，一般通过“过桥资金”暂时补上。据业内人士介绍，后期借“过桥资金”条件极其苛刻，不但要银行放贷批复书、银行行长签字担保，还要月息9分的利息才能借到。就是这“过桥资金”，拖垮了不少企业和个人。
银行人士“干私活”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贷款进行截留。有榆林当地人士对《财经日报》称，企业找银行贷款，往往需要与银行行长合作，贷款由企业和行长共同使用。比如贷款1亿元，企业只能拿到8000万，另外的2000万由银行行长自己支配。
正是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涌入民间借贷当中，对推高资金成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银行端，则累积了大量的坏账和风险。
有当地银行界人士对《财经日报》表示，截至今年6月末，榆林的部分银行已经出现，目前正通过加紧追款或者展期、再融资的方式进行化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或个人资金链出现危机时，往往面对亲友、高利贷、银行等多个债权人。《财经日报》调查发现，银行往往被排在还款顺序的最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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